2016-05-06
“我们教育的应试和功利已经到了极致，中学生和小学生的时间都完全被应试任务填满，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也根本不可能学会思考。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招的学生往往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愿望。
所谓创新往往源于思辨能力，连思考都不行，更不要说思辨了。现在我们大学里重新做的，是帮助他们学会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工程院院士徐扬生最近到上海招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连发出感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这所特殊体制的大学成立仅仅两年，在很多人看来，这所由深圳市政府主导成立的大学，是继南方科技大学之后，对现在高等教育体制的又一次探索，创校校长徐扬生，原本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因为这所大学的特殊性，所以从师资选聘到课程设置乃至招生，徐扬生几乎都全程参与，他说：“我可能是和中学打交道最多的大学校长了。全国80多所最知名的中学，我已经走了50多所了，今年还要再走一批中学。”
也正是因此，徐扬生在谈到基础教育时总是说，中国的基础教育虽然有种种问题，质量却仍然很高。但是谈到他从香港中文大学本部任职一直到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两年多年来的经历时，他却忍不住感叹：“我们教育的应试和功利已经到了极致。教育的功利，不仅使学生失去了思考能力，也让很多大学忽视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让徐扬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之时，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学期结束时，仅仅因为有一门功课得了B，结果这名学生就选择了跳楼。
“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得过B，所以他不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徐扬生说：“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找他谈谈。这让我非常震惊。”这也让他思考，我们的教育是为了什么，我们让孩子考上了大学，但是却没有成为健全的人。
等到来深圳担任创校校长，徐扬生的感触更深了。
开始招生考试时，就发现很多学生写作辞不达意，甚至会开头写一个观点，到了结尾却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入学后的考试也是如此，即便是优秀生也有着同样的毛病。学生的写作没有内容，千篇一律，10个人中有7、8个人是一样的。比如让他们写“我的父亲”，能够想象几十名学生写的父亲都是差不多的吗？
“我们刚开始以为是学生的英文不行，后来和学生说，英文不行就用中文写，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结果发现，学生用中文还是不能说清自己的想法。”
徐扬生自己从清华大学等名校招来的博士，也有着一样的问题！每次面试时，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家庭，干巴巴的就像填表格，“完全没有逻辑，思路不清”。
他让自己的学生给国内某位名校的校长写一封邀请函，邀请对方来自己学校演讲，“学生写完后给我一看，完完全全的一封格式公函，不要说打动人了，基本可说是毫无人情在其中，就算是给我发这样一封信，我也不想给他们做讲座啊。这意味着学生没有一点实际的生活经历，甚至连间接经历、看那些能够使人人情历练通达的书都很少。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就变成这样呢？”
“我和学生交流多了，发现长期以来，他们整天围着考试转，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这导致了他们不仅不会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意愿。”和全国各地的中学打交道也使他发现，现在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每天回家后所有的时间都被作业和各种补习班填满。
“按照国外的研究，中小学生每天应该至少有一个小时是自由的时间，不论他们选择这1个小时干什么，都应该是让他们自己安排，学生即便是玩，也需要他们思考如何玩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除了应试能力得到提升，哪里有时间思考，他们根本也不可能学会思考。”
这两年来，他走了那么多的中学后，发现中学维持在1000人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规模，内地很多6000多人的超级中学，学生从早到晚的生活都围绕着应试安排，老师的精力也就只能够帮助这些学生们刷题，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多元的综合的发展。
至于大学，如果要说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好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官本位更严重。
在他看来，现在有的大学更重视学校有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经费有多少，院士有多少，但是“这些东西跟本科生教学关系不大，本科生教学是不能含糊的。”
徐扬生说，“我早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虽然这是一所很好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学校对本科生教育也非常重视，本科生从一开始就参与研究型的项目。在国内的有些大学里，上课的老师被认为是水平一般的老师，一流的老师不上课，都去忙科研了。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不合理，这不仅对老师来说不合理，对学生也不合理。”
长期功利教育下，学生失去了独立性，这是最大的问题。
内地的学生独立性差，这可能是徐扬生遇到的最大问题。
今年的冬天，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年——下雪了。当时，徐扬生联系了深圳的公安局，送来了武警的冬季棉被，让学生可以御寒。“不是学生不会买被子，而是他们的应对不够及时。”
虽然徐扬生这样为学生解释，但是在他看来，缺少独立性是他遇到学生的普遍问题，“独立性差也会间接影响学生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但是，这不是学生的错，这是家长的问题。在我们学校，学生到了大二以后才会好一点。”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职两年多来，徐扬生每年都要接待一批学生，与他们讨论相似的话题。因为学生在一年级时是不分专业的，刚刚升上二年级，就会有不少学生来找他，常常是为着相似的苦恼——自己想读的专业和父母要求他们读的专业不一样。他们不想违背父母的想法，但是要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又感到非常痛苦。
在徐扬生看来，大学培养学生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专家，更需要培养的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谓对社会有用，除了专门知识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他是否具有独立思辨的能力，追求真理、正义的精神，与人相处的能力，甚至是否具有欣赏美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应该具备的，而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被我们，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人都忽略了。”徐扬生说。
现在徐扬生在学校里每年都为学生开一门写作课，每次都让学生从如何介绍自己开始学起，“3分钟的自我介绍，很多学生在刚刚开始时要说好都不容易，常常是两分半钟过去了，才发现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但这些都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不是为了考试。”
培养学生独立，另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识教育，虽然关于通识教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说：“我自己是理工出身，我认为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的为人处世的影响也很大。”
学校坚持让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学习中从经典原著读起，通过读原著对学者的观点有所认识、判断。同时，从今年开始，学校还推出驻校艺术家项目, 定期从全球各地及各艺术领域遴选邀请国际化水准的专业艺术家进驻校园创作，并与同学交流，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人文艺术的魅力。
“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具备展望全球的视野和很强的时候责任感，专业教育和人格培养并重，在一定意义上讲，人格塑造比人才培养更重要，我们缺的不是专家，而是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而这也是大学必须做的事情。”